第四百七十六章 民风不善，教化不明 (第2/3页)

>    朱祁钰点头说道：“嗯，有道理。”

    从一个大视角去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大明的权力构成，是两部分。

    第一部分自然是是自上而下的皇权，而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缙绅把持的宗族乡权，二者平行运作，互相作用。

    缙绅们摇旗呐喊，要求皇帝「无为垂拱而天下治」就是在保障自己的宗族乡权。

    皇权是依托于科层制的官吏实现统治，但是这些官吏本身是缙绅的一部分，出自于缙绅，所以皇威不振，各种妖魔鬼怪，群魔乱舞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宗族制和科层制，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互惠的，是彼此寄生的，虽然有对立，但是也有合作。

    胡濙的这个视角，非常有趣。

    当尼古劳兹带着几千卷的书来到了大明，中西方的文化开始交流的时候，胡濙首先就看到了礼法，从根子上，找到了社会模式运行的不同。

    罗马在探索的路上，其实也经历过科层制和家族制的探索，也非单纯的家族制，但是父权始终凌驾于法权，所以他们需要宗教，而且需要一神教，然后权力和神权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

    但是大明朝是宗族制和科层制并行，就出现了反复拉扯的情况。

    胡濙站了起来，情绪有些激动的说道：“班固《汉书》曰：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皆秦制也。”

    “秦制为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

    “秦汉都是十家编成一什，五家编成一伍，互相监视检举，一家犯法，十家连带治罪。”

    “《唐律疏义》曰：里正之等，亲管百姓，既同里閈闬，多相谙委。里正、坊正，职在驱催。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

    “唐为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

    “《唐六典》有载：制、敕、册、令、教、符。尚书省下于州，州下于县，县下于乡，皆曰符。符下县，县帖乡，分付里正。”

    朱祁钰明白胡濙想要表达的意思，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性。

    秦汉唐都有严密的基层组织，商鞅的搞出了什伍连坐法，秦汉都是如此，而且连坐处罚。

    而唐朝是里乡法，百户为一里，五里为一乡。

    唐有六种公文，其中的符就是专门下到县里，县里出贴给乡长、里正、村正。

    大唐皇权把手深入到了村一级之中。谷

    比如杜甫的《石壕吏》就有「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的描述，而杜荀鹤在《山中寡妇》也说「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等等。

    大唐的诗人在诗词中勾勒出了整个大唐，而大唐的官僚们在议中，也在描画大唐的模样。

    宗族制和科层制是在斗争中反复螺旋上升的，而且大明的皇权始终大于家长权，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即便是在天启年间、崇祯九年之前，也能把征辽饷收齐。

    鞑清一直到光绪年间，都在收征辽饷，而且不换名目，就这个名字。

    鞑清收征辽饷要征伐辽东吗？

    我征我自己？

    其实并非完全的皇权大于家长权，本质上是大一统之下的公权大于私权，朱祁钰对此有着极为清晰的认识。

    朱祁钰十分确定的说道：“大明不也有百户为一里，六里为一乡，朕委派了掌令官前往治理，甲首、里正、掌令官三级乡野管理农庄的管理吏员，已经运转整整五年了。”

    而且在掌令官手中，还有两支重要的力量一个是卫所儒学堂的军生，一个是义勇团练的队正。

    大明的农庄法已经推行了五年的时间，是基于刘伯温军卫法的升级。

    朱祁钰一直想加个妇女主任，但是没有根基，确切的说，没有实现的办法，设一个妇女主任，也没活儿干。

    劳动使人自由。

    在最开始的时候，农庄法的目的，是恢复人口。

    山外九州、京畿、福建因为兵祸，导致了人口大幅度衰减，朱祁钰只能抬出太祖高皇帝的军卫法，来恢复人口。

    一成半的藁税，自始至终都没有变过。

    新辟之地的靖安省，河套地区的农庄法，也是恢复人丁，渠家人和瓦剌，搞得实在是太过于天怒人怨。

    后来的农庄法，朱祁钰并没有全面推开，而是除了山东之外，各地官田设有部分的农庄法，这些农庄法就是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