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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外部环境也允许和平发展，稳扎稳打不急于求成，那么普通技工的需求量只会逐步增加，完全来得及慢慢培养。

但是，中国工业基础薄弱，举国上下又无不渴望民族复兴，难免有些急功近利，因此这一难关就愈发难以逾越，历史上新中国虽然创造性地发明了“技工速成”等讨巧的办法，成功地快速实现了初级工业化，但是却也因此，使得工业化的第三道难关变得更加难以逾越…

利用计划经济体制便于集中国家力量的优势搞大工程、大项目，进而带动整体工业的发展与进步，固然是后进国家加速工业化的法宝，但是因此强行“催生”出的众多城市人口，却会在二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之后导致工业劳动力供大于求。

就拿历史上的新中国来说，1957年的工人总数相比1952年几乎翻了一番，当时并没有计划生育政策，这五六百万新增城市人口又几乎都是适婚年龄，同时还普遍没有改变在农业社会高生育率的传统（其实原有的城市居民情况也不会好上多少，在优生优育观念形成之前，不靠强制规定，生育率是降不下来的。），一户人家生五六个小孩是十分寻常的事，因此可以想象，当二十年之后这些小孩成年的时候。即便其间没有一个农民进城，中国的城市人口也会至少暴增数倍，而劳动适龄人口的增幅只会更大。要知道这些青年人的父母此时还没到退休的年龄。…

这也就意味着二十年后中国需要有相当于1957年几倍数量的城市工作岗位，再考虑到科技进步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即相对减少了对于工人的需要量），只怕这二十年间中国的工业规模需要扩大10倍才勉强能够满足城市青年就业的需要。可是在已经没有了建国初期大规模苏援的二十年里要让工业规模再增加十倍（而且还是至少十倍）哪儿有那么容易？事实上早在1960年代后期中国政就已经开始为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而头痛不已，“上山下乡”的号召固然有着政治方面的考虑。实际上也是为了缓解城市巨大的就业压力，但这终究是治标不治本，而且代价极大。

为了避免城市人口大量失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事实上还是没能避免。所以后来才有了“严打”。），新中国政被迫以户口限制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这就导致城乡差距拉大、“城里人”与“乡下人”的划分也趋于固化而增大了城乡居民之间的矛盾，同时当时的政还不得不容忍企事业单位人浮于事，以牺牲劳动生产率为代价避免太多的青年因为没有工作而寻衅滋事。但即使付出了这么多代价，就业问题依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后来是直到改革开放引进了外资。并借此打开了国际市场，才最终将这个问题基本解决（注1）。因此80年代不惜一切代价地大量引进外资虽然没能像预期的那样“以市场换技术”（注2），但仅就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难题这一点，这一决策的正确性便不容否定。

类似的问题在其他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但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中国这样严重。除了当时中国人超高的生育率之外，为新中国迅速完成初级工业化立下奇功的“技工速成法”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是因为有了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