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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殿（宫，指整个建筑；殿，指宫中某一部分建筑）分为两班，在两厢坐下（那时候的坐，是坐在跪着的自己的双腿上，一直到纪元后九世纪以后，中国才流行椅子凳子）禁卫军官则在大臣将军们身后站定，然后听见一连串官员，从远到近的传报：“皇帝驾到。”

    刘邦坐着特制的用人拉的“辇车”像舞台上的镜头一样，适时的缓缓出现。宫廷官员引导大臣将军们按照官职大小的顺序，一一念出他们早已背诵滚瓜烂熟的祝贺言词。这时，宫殿上沉静肃穆，人人震恐。接着，宴会开始，大臣将军们都向前伏着身子，仰头上望，任何人都不许可挺直脊梁，端端正正的向前平视——必须爬到地下，再仰颈抬眉上看。这是一个使人起鸡皮疙瘩，自我囗丧的猥琐姿势，但儒家却正用它来表示君王的尊贵和臣下的卑贱。宴会进行中，再顺序的向当了皇帝的老流氓刘邦敬酒祝寿，连续九次。最后，宫廷官员大声宣布：“宴会礼成。”

    监察官（御史）出现，把动作不合规定的大臣将军，一一赶出殿外，指控犯了“失仪”之罪，提出弹劾，要求处罚。这种情形往往只罚钱了事，但皇帝老爷也可借此良机，予以免职或砍头。于是一场宴会下来，没有一个人敢再喧哗吵闹。刘邦大喜说：“天老爷，我到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威风。”

    立即擢升叔孙通当九卿之一的“奉常”（祭把部长）赏黄金五百斤，门徒们也都一一升官。久处在穷困而又绝望环境中的那些门徒，禁不住大声歌颂他们的老师：“叔孙通真是圣人。”

    从此，皇帝不但跟人民，便是跟最尊贵的大臣，也都被这种儒家最得意的杰作“朝仪”隔开一段距离。战国时代那种君臣间面面坐立，膝盖碰着膝盖长谈的时代，不再在中国出现，帝王政体遂走进一条永不能回头的死巷。西方专制君主和东方专制君主的不同，在此分野。

    儒家学派虽然在技术上博得皇帝的欢心，但因为正逢黄老政治时代，所以只能保持官位，不能对政治发生影响。另一位博士辕固生就比叔孙通倒霉，他稍为对李耳、庄周表示不满，窦太后就教他赤手空拳到兽栏里打野猪，幸亏当时皇帝刘启暗中给了他一把刀子，才算没有送掉老命。后来，宰相赵绾也曾经计划排斥其他学派，窦太后把他逮捕下狱，赵绾自杀。但窦太后逝世（前一三五年）后，黄老政治无形中终止，儒家学派的好运气来了。

    刘启的儿子刘彻于纪元前一四一年即位，在宰相卫绾的建议下，于次年（纪元前一四○年）举办一次全国人才总选拔，为国家选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国家管理人才，由皇帝亲自考试。刘彻那一年十七岁，正是一个只欢喜游荡的大孩子，这考试当然由卫绾代表作主。卫绾是儒家学者，儒家学派人士遂天经地义地被认为是唯一的国家管理人才。一位专门研究之一的博士董仲舒，在他的万言试卷中，攻击其他学派全是左道旁门，邪说妖言。他建议：“凡是不在之内的著作，以及非孔丘所传授的书籍，应一律禁绝，不准流传。”

    卫绾把他列为第一名，亦即皇帝把他列为第一名。

    董仲舒的意见，既然经过皇帝采纳，那么便成了国家的政策。于是，一个重大的巨变，在不声不响中发生。

    第一，祭祀部（太常，即奉常）之内，所设的“博士”官职，原来由各学派人士分别担任。此后只有儒家学派才能充当，而且限制范围，只能研究其他学派人士，全被驱逐，儒家遂独霸学术中枢，定于一尊。其他学派的著作既被政府长期的视为“邪说”、“妖言”禁止研究，遂逐渐从知识分子脑海中消失。诸子百家只剩下一家，一家中只剩下儒家思想遂成为皇帝钦定，中国唯一的正统思想。

    第二，儒家学派在祭祀部（太常）之下，创办国立大学（太学）由博士担任教师，传授和孔丘的思想。学生由国家供给费用，只要被认可研究毕业，即被任命担任地方政府的官员。不但是平民进入政府的唯一途径，因而增加知识分子对儒家学派的向心力，而且久而久之，儒家学派布满了各级政府，成为一种排他性极强的儒家系统。

    第三，儒家学派的基本思想是复古——至低也要维持现状，最重要的手段是礼教，尤以丧礼占首要地位。那种连纪元前四世纪孟轲时代都行不通的三年之丧，此后却逐渐推行。一个中国人，他一生中要有六年的时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