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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兰登旁边坐下，手肘支在大腿上，交握的手指顶着下巴。

“你想再多说一点瓦西里的事吗？”

“是的。”长久的沉默之后，彼得听见自己这么回答，“把录音机关掉吧。”

——

彼得穿过杂草丛生的小院子，钻进剧院，再从侧门溜进小巷的时候，附近的教堂刚好敲钟了。下午三点，街上空无一人。他快步向苏联大使馆走去，前所未有地轻松，同时前所未有地愧疚。他原本只打算含糊地说说瓦西里和他在餐厅门口那场不愉快的对话，最后却把所有埋藏已久的灰色小秘密都挖出来，从游泳队开始，一直讲到昨天晚上，就像拔出成串的块茎植物。布兰登既没有哂笑，也不显得惊讶，只是认真地听着，适时问一两个问题，轻轻把话题拨向他想要的方向，最后富有同情心地拍拍彼得的手臂，提醒他该走了。彼得甚至感到一瞬间的感激，仿佛有另一个人听过他们的故事之后，他和瓦西里才真正存在过，而不是他一个人的幻觉。

军情六处后来甚至通过布兰登向彼得提出一个痴人说梦的建议：把瓦西里招揽过来。那时候不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手上都没有深入莫斯科的卧底，在苏联境内的线人们要不就瘫痪在克格勃的严密监视下，无法行动；要不就被反间处嗅探出来，拖去枪毙了，运气好点的被丢到劳改营，自此消失在无边无际的西伯利亚。能在克格勃第一总局反间处得到一个内应，是任何一个情报官的美梦。

这不可能，彼得反反复复向布兰登说明，这比说服克里姆林宫自己长出腿来跑到西欧更不可能。瓦西里是个忠实信徒，诚然，瓦西里偶尔也会抱怨克格勃僵化的行事方式，也很乐意钻规矩的空子，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不推翻规矩本身。彼得恐怕还没说完“军情六处”这几个字，就会被瓦西里押进卢比扬卡监狱。

“确实没什么希望，不是吗？”布兰登问。

“一点都没有。”

“有趣。”

“哪方面？”

“你们两个。”布兰登把两只茶杯碰在一起，“邻居，上同样的学校，通过了一样的思想政治考试，但你成为了你，瓦西里成为了瓦西里。”

“也许是因为我比较软弱吧。”

“不。”布兰登摇摇头，“我觉得正好相反，跟着规矩玩是最安全的，永远是跳出笼子那个人有更大的勇气。”

布兰登并不是彼得的最后一个情报官，但始终是彼得最喜欢的一个，也许是因为年龄相近，又或者因为布兰登给了他一种克格勃不能提供的尊重和关注，也可能只是彼得将对巴黎的感情部分投射在布兰登身上了。自从他提过一次之后，安全屋里总有白兰地和伏特加，巧克力饼干换成果酱馅脆饼，后来又换成糖渍梨子蛋糕，这无所谓，只有布兰登一直在吃东西。彼得不会说英语，布兰登不会俄语，两人都得走在法语这条弯曲的桥上。录音机放在彼得面前，布兰登让他来决定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临时关上。彼得刚开始的时候还会算计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没几个月就放弃这些自己订立的条条框框了。

1977年是彼得在巴黎的最后一年，除了情报站站长之外，“旷野”里的鸟儿一般是三年一轮换。他和布兰登在剧院旁边的小公寓里道别。录完最后一次口头简报之后，英国人站起来，绕过茶几过来和他握手。彼得拥抱了他，两人都不太习惯这个举动，局促